莫爾寺遺址考古發(fā)現表明，佛教傳入新疆之后，在喀什地區(qū)很快形成一個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并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

今天，人們沿著南疆鐵路旅行，在即將到達喀什時，可以從車窗清晰地眺望遠處大漠中矗立的莫爾佛塔遺跡，莫爾佛塔正是莫爾寺遺址的標志性建筑。莫爾寺遺址位于喀什市東北約33公里處，距最近的村莊莫爾村直線距離約4公里，處于天山支脈古瑪塔格山東南部一處洪積臺地上，是一處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遺跡構成的大型佛教寺院遺址，其西、南面為遼闊的恰克馬克河沖積平原。

古代喀什是絲綢之路西出中亞、南亞的交通樞紐，也是古代印度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我國佛教寺院建筑和佛教藝術的發(fā)展演變、漢唐等王朝對西域的治理和宗教管理，這里是重要的見證。

2001年，莫爾寺遺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對喀什市莫爾寺遺址進行主動發(fā)掘，考古項目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截至2022年，項目發(fā)掘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對莫爾寺遺址形成了新的認識。該考古項目實證了新疆多種宗教并存的歷史，體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的特征，對新疆宗教演變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遠眺莫爾寺遺址。

初步探明遺址的范圍、布局和建筑形制

新疆佛教考古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興起的西域探險活動。當時，瑞典、英、法、俄、德、日等國的一些“探險隊”“考察隊”紛紛來到我國新疆，在收集政治、軍事、經濟、地理、交通等情報的同時，對埋藏于地下的古代文化遺存也產生了濃厚興趣，石窟寺和地面佛寺遺址因出土精美壁畫、塑像和文書等而成為他們搜尋和發(fā)掘的重點。莫爾寺遺址最初也是在這一時期被調查發(fā)現的。之后對莫爾寺遺址的調查是我國1990年開始的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2008年開始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對莫爾寺遺址的圓形佛塔、地面少量殘存的僧房遺跡和方形塔進行了測繪，但遺址的范圍、布局和建筑結構、性質等問題仍不很明確。

▲莫爾寺遺址發(fā)掘現場：遠處為圓形塔，近處為大佛殿和僧舍建筑基址。

莫爾寺遺址所處的洪積臺地長約300米，最寬處約170米，面積約4萬平方米。西側為近8米高的陡崖，陡崖下是一望無際的洪積平原，恰克馬克河從南面不遠處流過。臺地頂部為砂礫的地面，相對平坦，被一條東西向大沖溝分為南、北兩半，其中南半部又被另一條小沖溝將最南端分隔為一個孤立的小臺地。遺跡主要分布于臺地的南半部和被小沖溝分隔出來的小臺地上，其中清晰可見的有遺址中部的圓形莫爾佛塔和遺址最北端的方形佛塔。兩塔之間，其他建筑已全部被毀，地表僅能見到數處殘墻痕跡和零星散布的陶片。

為了探尋莫爾寺遺址原來的模樣，2019年起，考古人員對遺址周邊區(qū)域進行了全面踏查，同時利用電阻法和探地雷達技術對遺址所在臺地進行了二維和三維勘探，在兩塔之間區(qū)域進行考古發(fā)掘。截至2022年，4年來共發(fā)掘面積330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類型佛教建筑基址6處，以及方形塔的基臺和塔基，出土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1萬余件，初步探明了遺址的范圍和總體布局以及各類建筑遺跡的形制結構和性質。

考古發(fā)掘表明，遺址上的寺院建筑沿臺地西南側陡崖邊緣分布，自西北至東南依次布局方形塔、佛殿、僧舍和禪房等建筑群，圓形塔以及其南面小臺地上推測為生活區(qū)房舍的建筑遺跡。所有建筑均以土坯砌筑，內外壁涂抹草拌泥，表面再涂白石灰面。

不同形制佛殿體現中原與新疆的佛教文化交流

莫爾寺遺址上的圓形塔即俗稱的莫爾佛塔，現高約12米，聳立于臺地西南側約8米高的陡崖邊緣，顯得挺拔、壯觀。該塔是一座以土坯砌筑的覆缽塔，由3層逐漸向上縮小的方形塔基、塔基上的圓盤、圓盤上的圓柱形塔身和最上部的覆缽形塔頂構成，塔頂上有內凹的方形小室。據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百年前的觀察，塔的表面原來涂有白石灰面，現已痕跡全無。

▲莫爾寺遺址圓形塔。

方形塔位于遺址西北端，東南距圓形塔約60米，是一座四方形多層實心土坯塔。塔頂和四壁表面已全部毀壞，原來的形狀和性質難以確定。從塔底坍塌堆積底部的厚層燒灰判斷，此塔原應有某種木構設施，已被燒毀。

考古人員在兩塔之間清理出由佛殿和僧房構成的大型建筑群，初步確定其中有佛殿3處，僧房兩處，以及一些其他用途的房間。3處佛殿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單室佛殿，共兩處。這類佛殿是在室內砌四方形像臺，像臺和墻壁之間形成回廊，從而使整體結構呈“回”字形。

另一類是一座多室的大型佛殿。大佛殿位于方塔南面，西南緊靠僧房而建。大殿由中心主殿、兩端配殿和配房以及門房構成，整體呈長方形，面朝東北，前面有庭院。此大殿是遺址中已發(fā)現最大的佛殿，僅中心主殿長就有近11米，寬近8米，殿內中部并立兩根粗大的木柱，沿西南和西北兩壁砌土臺，殿內各處發(fā)現大量石膏佛像殘塊，也有很厚的燒灰層，顯示是被燒毀的。主殿北側鄰接兩個東西并排的配殿，其中靠西的配殿有門通主殿，中心砌像臺，應為方形“回”字形佛殿。兩個配殿內均出土大量佛像殘塊。南側也有兩個東西并列的房間，其中西側的房間有3層地面，說明曾被反復修整和利用，房間內堆積大量碳灰，出土陶燈盞等遺物，可能為儲物間?？繓|的房間中心有一個圓形灶坑，有門通主殿和西側儲物間，可能是居住生活的房間。大殿正面中間開門，兩側各有一間門房，門前有步道通庭院。

目前的考古發(fā)現證實，這種由中心正殿和兩側配殿、配房等構成的長方形大佛殿，是新疆地區(qū)極少發(fā)現的佛殿類型，具有中原佛寺的特征，初步判斷屬于漢傳佛教建筑。

房屋建筑群的東、西兩側各有1座單體多室建筑。兩座建筑形制布局和朝向基本相同，均為平面長方形，坐西北朝東南，正門位于東南墻中央，門外有前院，建筑內6個房間呈左右對稱布局，最里面的房間設置灶臺或地窖，出土了日常生活類遺物，綜合判斷當為僧舍。建筑內出土陶紡輪、木篦、小銅錢、動物骨骼和谷物等遺物。

其中，西側的僧房建筑位于方形塔南面，靠近臺地西部邊緣。其東北墻與東北面大佛殿的西南墻緊貼相靠，從二者之間的白石灰分界面可知僧房的修建應早于大佛殿，又從有門通大佛殿推斷，二者應同時存在過一段時間。僧舍正門外也有疑似前院的設施，北、西、東3面有墻，東墻利用大佛殿的西墻，南部被洪水沖刷形成的大坑破壞，不能確定是否有墻，但正好利用了與之相鄰的“回”字形佛殿的北墻。

寺院布局揭示其興盛和衰敗過程

佛教傳入新疆的時間說法不一，而以公元前1世紀傳入被認為較為可信，但亦無確證。佛教最早傳入新疆的地方一為于闐即今和田，一為疏勒即今喀什。莫爾寺當為疏勒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公元3世紀后半期。從佛塔這種形制于公元2-3世紀出現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鐵爾梅茲附近的喀拉特佩第2號窟墻上的涂鴨畫中來看，莫爾寺遺址可能最先修建的是圓形塔。

塔里木盆地地區(qū)的“回”字形佛殿早到3-4世紀、晚到8-9世紀仍然沿用。莫爾寺遺址發(fā)現的“回”字形佛殿供奉的可能是佛像，說明已出現“像”崇拜。兩個“回”字形佛殿中，靠東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東南，似乎與圓形佛塔保持著某種呼應，也是離圓形塔比較近的建筑。兩座僧舍的平面布局十分獨特，應該是疏勒本地的樣式，不過其朝向也都面朝東南。唯有大佛殿遠離圓形佛塔，面朝東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結構特征。結合出土佛像特點、開元通寶錢幣等綜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興建而又很快廢棄的。據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記載，武則天曾令天下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區(qū)的安西四鎮(zhèn)也都興建，“疏勒亦有漢大云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這處佛殿很有可能與武則天時期在疏勒鎮(zhèn)修建的大云寺有所關聯(lián)。

僧舍建筑出土的大量無字圓形方孔小銅錢，有可能是剪輪五銖或龜茲無文小銅錢之類。龜茲有仿照五銖鑄造龜茲五銖和漢龜二體錢的傳統(tǒng)，這種無文小銅錢可能受到剪輪五銖和東漢末期無字錢的影響，鑄行年代當在南北朝時期，在新疆輪臺、庫車、拜城、新和、民豐、且末、若羌等地的遺址中都有發(fā)現。根據加速器質譜（AMS）碳14測年結果，莫爾寺遺址各建筑中采集的標本年代早到3世紀中期，晚到9世紀末，個別標本年代更晚一些。

根據考古發(fā)掘，可以初步推斷，莫爾寺最先修建的是圓形塔，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陸續(xù)修建僧舍和“回”字形佛殿，武則天時期又增修了大佛殿，如果該遺址為大云寺所在的推測準確的話。由于各建筑地面普遍分布燒灰層和上部建筑倒下而未燒完的建筑構件，推斷可能是10世紀上半葉當地伊斯蘭教興起后被燒毀而廢棄的。

遺址附近古代綠洲的社會景觀逐漸展現

莫爾寺是古疏勒佛教文化的重要見證。古疏勒差不多就是今新疆喀什地區(qū)。絲綢之路南、北兩道在此交匯，西通南亞、中亞和西亞及更遠的地區(qū)，連接古代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疏勒因而也成為佛教東傳的必經之地。漢唐時期，疏勒佛教興盛，盛行上座部佛教與漢傳佛教，名僧云集，講經說法，造塔建寺。到唐代玄奘經過時，此地有大小寺廟數百所，僧徒萬余人，是當時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可以說，在公元10世紀前，佛教是喀什地區(qū)流行的主要宗教，其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10世紀上半葉，佛教遭到鎮(zhèn)壓，佛教建筑與藝術被毀壞。曾經林立的佛教寺塔自此消失于歷史長河中，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陸續(xù)發(fā)現，湮沒史海千余年的新疆佛教文化遺存才又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莫爾寺遺址所在臺地的范圍已經因長期侵蝕而大幅縮小，原來布局有建筑的地面有的已坍塌傾覆，相應建筑也被破壞。目前的發(fā)掘面積相當有限，因而要確切復原遺址的邊界和全部建筑布局存在一定困難。但通過調查、勘探和發(fā)掘揭示出的一些信息可以初步確定，寺院建筑應該集中于兩處臺地的頂部，利用臺地四周自然形成的陡崖作為寺院的邊界，沒有發(fā)現曾設院墻的跡象。寺院建筑區(qū)面積約2萬平方米。

考古人員在臺地以西約30米處，發(fā)現了一眼井，挖井時形成的堆土環(huán)繞在井口周圍，井口呈長方形。井口周圍僅發(fā)現殘?zhí)掌?，井內沒有經過發(fā)掘，沒有證據可以確定其年代。但鑒于其獨立出現在離寺院建筑如此近的地方，應該有理由推斷其屬于寺院的供水設施。目前一般認為此井屬于從莫爾寺遺址南約100余米通過的坎兒井系統(tǒng)，是其中的一口豎井。據相關資料，這里的坎兒井原來有3條，另兩條沒有找到。

▲莫爾寺遺址南面的坎兒井系統(tǒng)。

坎兒井是一種主要由暗渠和豎井等構成的自流灌溉系統(tǒng)，如果這條坎兒井的年代推斷正確，那么表明莫爾寺遺址附近在漢唐時期應為重要農耕區(qū)。遺址中除農田外，還發(fā)現過窯址，窯址附近散布大量陶片及釉陶片，范圍約1.2萬平方米。考古人員調查時，在農田中見到大量陶片分布，還采集到喀喇汗王朝時期的錢幣，表明其年代應該早到10世紀以前。莫爾寺遺址南面有直線距離約5.2公里、恰克瑪克河對岸的罕諾依古城遺址，考古資料顯示其是7世紀末至9世紀末之間在5世紀及其以前的聚落遺址之上營建的，進一步說明莫爾寺遺址一帶很早就是人類活動中心。

莫爾寺遺址經過4年考古發(fā)掘，發(fā)現了規(guī)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出土了包含石膏佛像、剪輪五銖和開元通寶等銅錢和其他石、陶、銅、木、紡織品等在內的大批珍貴文物，基本明確了遺址的分布范圍和文化內涵，確定了寺院的總體布局和寺院建筑的類型和結構特點，寺院的發(fā)展和演變以及廢棄的原因，是絲綢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發(fā)現，為研究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佛教傳播和佛教寺院變遷、佛教造像藝術演變和漢唐時新疆特別是喀什地區(qū)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莫爾寺遺址出土的石膏佛像殘塊。

　　▲莫爾寺遺址出土的陶器。

莫爾寺遺址考古發(fā)現表明，佛教傳入新疆之后，在喀什地區(qū)很快形成一個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并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自新疆開始，佛教向中原廣大地區(qū)再次傳播，逐漸與當地的文化傳統(tǒng)形成交融互動的格局，開啟了佛教中國化的漫長發(fā)展歷程。莫爾寺遺址考古發(fā)現同時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筑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新疆地區(qū)的深遠影響，是中原和西域往來交流以及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的新實證。新疆地區(qū)在佛教傳入之后，又陸續(xù)經歷了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傳入，多種宗教文化在新疆大地上都曾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的有力見證。

（作者：肖小勇，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fā)掘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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