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四十多年、歷經(jīng)七次生死、撰述六十余部作品之后，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先生手持新作《煉獄》一書說，“我在貴州貴陽找到了創(chuàng)作的興奮感與敬畏感”。說這句話時，他的雙目流溢著莊重的神采。

這一神情，猶如歷盡磨難取得真經(jīng)的“美猴王”孫悟空——何建明的微信名就叫“美猴王”。不同的是，何建明想取的“真經(jīng)”并不在他方，而在腳下的土地上：這山、這水、這人、這事。

四十多年來，他從書寫石油會戰(zhàn)、三峽移民、港珠澳大橋建設、抗擊非典、汶川地震、利比亞撤僑、天津大爆炸等國家大事要事，到對南京大屠殺、紅巖故事、雨花臺烈士、上海中共地下黨等等現(xiàn)實和歷史的重大題材中挖掘與書寫，推出了錢學森、梁雨潤、白方禮、吳仁寶、王淦昌、黃大發(fā)等閃耀中國榜樣的時代楷模。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寫作，以“國家敘述”“民生切入”和“地方書寫”為特質，被文學界定義為“何建明現(xiàn)象”和“何建明寫作”。他因此成為中國報告文學界獲獎最多的作家：三獲魯迅文學獎、四獲徐遲報告文學獎、五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還有大大小小許多獎項。

《煉獄》是何建明在貴州貴陽最新取得的“真經(jīng)”?！霸谖铱磥?，共產(chǎn)黨人在息烽集中營的故事，是紅巖精神的前奏?！睘榇耍釤挸隽恕盁挭z精神”：“煉獄，是革命者最徹底、最純粹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它甚至比生命本身更偉大、更可貴”，并作了闡述：“因為相較戰(zhàn)場上或刑場上吃一顆子彈而死去，在黑洞洞的牢房里十年八年、坐穿牢底而依然不改信仰和意志是極難極難的，就像是普通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的道理一樣。”

何建明說，共產(chǎn)黨人“煉獄精神”的純度之高，需要他在寫作中保持高純度的投入和情感，才能貼近那些高尚的靈魂，“寫《煉獄》，實則也是在‘煉’我自己?！弊罱K成文的《煉獄》，是對革命者靈魂與信仰的贊歌、忠誠與絕對忠誠的探源。

算下來，《煉獄》是何建明狀寫黔山黔水、黔人黔事的第五部著作。近些年來，他的身影時常出現(xiàn)在黔地的高山與峽谷間：一副無框眼鏡，一頭向后梳攏的頭發(fā)，一件普通的黑色或藍色夾克，一個裝著紙和筆的背包。一段時間過后，一部部作品隨之走出黔山：2017年的《山神》，塑造了“全國脫貧攻堅獎奮進獎”獲得者黃大發(fā)“當代愚公”的形象；2018年的《時代大決戰(zhàn)——貴州畢節(jié)精準扶貧紀實》，是貴州畢節(jié)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啃硬骨頭“戰(zhàn)役”細節(jié)的揭示，總結出無私奉獻、濟貧拔苦、勇于擔當、善于創(chuàng)新的新時代“中國精神”；2021年的《少年英烈袁咨桐》，首次呈現(xiàn)了貴州習水籍16歲革命烈士袁咨桐如煙花般炫目而短暫的一生；2023年的《茅臺——光榮與夢想》，通過講好“茅臺故事”、凝練“茅臺精神”，揭示了“茅臺”這一中國著名民族品牌的現(xiàn)實意義。

評論界說，何建明以他獨有的“國家敘述”“民生切入”“地方書寫”等多般文學“武藝”，對貴州貴陽予以重新的發(fā)現(xiàn)與定義。而他卻說，“我只是以文學的名義，與貴州再次相逢?！?/p>

黔地六書

從頭“發(fā)現(xiàn)”貴州

何建明說，他的報告文學之路，是從貴州出發(fā)的。

1977年，何建明成為一名基建工程兵。在部隊里，他是新聞干事，又熱愛文學。受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的影響，他常常覺得新聞已經(jīng)不能滿足他的表達欲。有一次，他獲悉所在部隊駐遵義某部一名技術人員趙慶龍的事跡，特地前往遵義進行新聞采寫。新聞寫完發(fā)表，他感覺意猶未盡，于是有了報告文學作品《騰飛吧，蒼龍》。這是何建明的第一篇“成名作”，時間是1980年，在新中國成立35周年之際被評為“建國以來優(yōu)秀報告文學作品”之一。

隨后，何建明入京，先后出任《中國作家》主編、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等職，但“軍人出身”的“報告文學作家”身份，是永不褪色的底色存在。

何建明“以文學的名義與貴州再次相逢”，時間是2017年夏天。他先是在手機上看到了一篇“豆腐塊”文章，主人公是用32年時間，帶領鄉(xiāng)親們在千米高的懸崖上開鑿“天渠”、引水致富的82歲老支書黃大發(fā)，地點在遵義草王壩村。

“那時，黃大發(fā)除了在貴州被評為‘優(yōu)秀黨員’外，其他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焙谓鳑Q定前去尋找這位“當代愚公”，且在尋訪中三上命懸一線的“天渠”，把生命托付給這位82歲的老人?！拔艺f過一句比較絕對的話：以前所有的人和事都可以不寫，但這個人不能不寫?！焙谓髡f，“我甚至覺得他本身就是一個神話?！?017年11月17日，他筆下的主人公黃大發(fā)走進了人民大會堂。

“在大山住久了的人，一定會相信山神的存在。山神具有超凡的力量，那力量來自大山不可逆行的意志與信仰，那是大山的精氣與靈魂。山神，就是大山的精氣與靈魂的融合體?！焙谓髡f，黃大發(fā)不僅是“當代愚公”，還是一名“山神”。他寫黃大發(fā)的報告文學，即以“山神”為書名。

2018年，何建明延續(xù)了“貴州脫貧攻堅”的故事。不同的是，他筆下的主人公，由黃大發(fā)“一個人”變成了“一群人”，地點轉移到了貴州畢節(jié)。他四赴畢節(jié)，通過大量實地走訪和調研，用飽含深情的筆墨呈現(xiàn)了畢節(jié)扶貧前線一樁樁生動的事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在當代貴州，沒有比“脫貧攻堅”這四個字出現(xiàn)的頻率更高、更催人奮進與令人自豪了。“脫貧”是多少代貴州人的夢想，“攻堅”又是幾千萬貴州人的拼搏。從曾經(jīng)是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變?yōu)闇p貧人數(shù)最多的省份，貴州作為脫貧攻堅“主戰(zhàn)場”，在后發(fā)趕超的步伐中，以“一個都不能少”的錚錚誓言、“不破樓蘭終不還”的鐵血壯志，一次次取得決定性勝利，一次次譜寫輝煌篇章，撕掉了千百年來絕對貧困的標簽，改寫了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的舊印象，重塑的是“百姓富、生態(tài)美”的新形象。《時代大決戰(zhàn)——貴州畢節(jié)精準扶貧紀實》一書，折射的恰是貴州脫貧攻堅帶來的“千年之變”。

2021年，何建明“發(fā)現(xiàn)”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貴州少年英烈袁咨桐。袁咨桐出生于中國工農(nóng)紅軍四渡赤水的習水縣土城，父親是位開明而富有遠見的地主，將三個兒子送到貴陽的教育家黃齊生家學習。袁咨桐不久便隨黃齊生闖蕩上海，后來到南京安家，進入了陶行知先生創(chuàng)辦的曉莊師范學校，信仰共產(chǎn)主義思想，1930年被國民黨軍警殺害于南京雨花臺，年僅16歲，為雨花臺烈士中年齡最小者。

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犧牲的革命者難以數(shù)計。十幾歲的少年英烈在歷史上極其稀少，何建明前后三次去過袁咨桐的家鄉(xiāng)，發(fā)現(xiàn)即使回到主人公的家鄉(xiāng)，由于少小離家投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暫，與他相識的鄉(xiāng)鄰亦是稀有。何建明只能在與少年英雄共同被捕就義的共產(chǎn)黨員所留下的只言片語里，分辨出他們依稀的影子、相互印證的痕跡，用有限的素材，架構恢復當時的歷史場景。何建明想盡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和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犧牲者，全部融入他的文學敘述中。

赤水河流經(jīng)習水，流向茅臺。2022年，何建明又將目光投向了茅臺鎮(zhèn)。凌晨四點，他看到了一條緋紅色的“光帶”——由一輛輛奔波往返于仁懷市區(qū)和茅臺鎮(zhèn)之間的車連綴而成，如同城市的脈動。他說，這樣的脈動，在北京、上海、深圳尋常可見，而在西南群山間的河谷里遇見令人驚奇。

這“光帶”自帶酒香，從不飲酒的何建明走進了“一瓶茅臺酒，半部國企史”的茅臺酒廠。他去了茅臺的“第一車間”——紅纓子高粱基地，和農(nóng)民們席地而坐；去了第二車間，在角落里的茅臺檔案室查找檔案；看踩曲女工揮汗如雨，聽滿頭白發(fā)的季克良先生講述大自然的神奇……“在我看來，茅臺之所以有味道，其根本的原因是茅臺人精神世界的純潔度、勞動意識的高尚度和科學思想的準確度上。”何建明發(fā)現(xiàn)，茅臺精神里有中華民族優(yōu)秀和寶貴的品質，那就是追求完美、追求嚴謹、追求細膩、追求天人合一的信仰，他們把一絲不茍的勞動作為創(chuàng)造人間最美好的唯一途徑而從不馬馬虎虎。在《茅臺——光榮與夢想》一書中，他呈現(xiàn)了一部從來沒有完整呈現(xiàn)的真正的“茅臺”，它既是物質的茅臺，更是精神的茅臺。

“貴州許多的人與事，就像陳釀的老酒，那些復雜、細膩的滋味在歲月中靜默變化，一旦開封，頓見生命的光華?！焙谓髡f。

接下來，他要重新“發(fā)現(xiàn)”貴州的紅色精神資源了。

四進息烽

重新打造貴州紅色品牌

百年黨史，長征最難。通常認為，紅軍長征時間最長、空間最廣、發(fā)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是貴州：全省9個市（州）88個縣市區(qū)中有60多個留下紅軍活動的足跡，在貴州留下長征不可移動文物753處；紅軍在貴州建立了三個根據(jù)地：黔東革命根據(jù)地、黔北革命根據(jù)地、黔西北革命根據(jù)地；紅軍組織工農(nóng)武裝開展土地革命，又經(jīng)中央批準成立了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先后有約2萬名貴州各族子弟參加紅軍隊伍，使貴州有了“本土紅軍”。

因此，紅軍長征被視為貴州最大的紅色精神資源。以遵義會議紀念園、四渡赤水集中展示帶、紅色旅游長征國家文化公園貴州重點建設區(qū)等為代表的紅色文化旅游景點，以電視劇《偉大的轉折》大型情景交響合唱《遵義會議組歌》為代表的紅色文藝作品，讓這片紅色故土煥發(fā)勃勃生機。

二萬五千里，這是紅軍長征的里程數(shù)。如果將紅軍長征的行程在中國地圖上標劃出來，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一條曲折向西艱難而悲壯的行軍路線，作家魏巍稱之為“地球的紅飄帶”；如果仔細觀察這條“紅飄帶”，會發(fā)現(xiàn)它在貴州最為縱橫交織、百轉千回，像一團“亂麻”在赤水河兩岸繞來繞去，然后向南再次越過烏江進入息烽縣，這才理出個頭緒來。于是又有了一個更為形象的象征：“紅飄帶”圍繞赤水河進行精心的編織，最后南跨烏江在息烽縣收束，形成一個漂亮的“中國結”。

何建明關注的，是“紅飄帶”收束為“中國結”的所在地——息烽。

息烽位于貴州中部的烏江南岸，是省會貴陽的北大門，地處要沖，歷來兵家必爭，戰(zhàn)火不斷。明朝末年，為平息烏江西岸水西土司安氏之亂，朝廷駐兵縣境，修筑城池。戰(zhàn)亂平息之后，崇禎皇帝便下詔更改地名為息烽，寓“平息烽火”之意。1935年，一支頭戴紅五星的遠征部隊為擺脫敵人的重兵圍堵，四渡赤水之后，突然南渡烏江來到息烽，創(chuàng)造了一個紅色戰(zhàn)爭神話。因此，息烽這片土地又籠上了一層紅色的政治光暈。1938年，國民政府以“愛國”和“抗戰(zhàn)”名義，在息烽縣的陽朗壩和玄天洞設立秘密監(jiān)獄。黑暗的人間活地獄上演了一出出慘劇，血雨腥風，吹打得苦難歲月里的息烽暗無天日。后來，從這片血雨澆灌的土地上誕生了一部著名的小說《紅巖》，同時也成就了那部家喻戶曉的電影《烈火中永生》。

2011年建黨九十周年，何建明開始寫作“紅色三部曲”的第一部《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正如書名副標題所揭示的，他通過大量新解密的史料及歷史細節(jié)，對幸存下來的革命者及其后代進行采訪，“重寫紅巖”，闡釋“忠誠與背叛”的宏大命題。寫作過程中他意識到，“小說《紅巖》的人物角色除江姐、雙槍老太婆之外，人物原型有八成來自息烽集中營?！?/p>

息烽集中營，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機關設立的專門關押共產(chǎn)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規(guī)模最大、管理最嚴、等級最高的一所秘密監(jiān)獄，與重慶白公館、江西上饒集中營同為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設立的三大集中營。從1938年11月建立到1946年7月遷往重慶，近8年時間里先后關押共產(chǎn)黨人、進步人士1200余人，屠殺和折磨致死600多人，400多人下落不明。楊虎城、黃顯聲、許曉軒、“小蘿卜頭”宋振中、韓子棟等烈士都曾被關押在這里，張露萍等七位烈士在此被關押并遇害。息烽集中營的歷史，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愛國志士堅持真理、堅定信念、頑強抗爭、寧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的真實寫照。

近年來，圍繞息烽集中營紅色題材，貴陽市委宣傳部從影視、文學、舞蹈等多角度、多領域組織專業(yè)力量進行挖掘，先后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劇《息烽·息烽》、電視劇《烽火不熄》、小說《血獻厚土》等作品；2022年，又委托何建明前來挖掘創(chuàng)作，同時申報成為2022年度貴州省文藝精品扶持項目。

“如果沒有息烽集中營，紅巖故事和紅巖精神是殘缺的、遠遠不夠的。在我看來，息烽集中營的故事，是紅巖精神的前奏?！焙谓髡f。他先后四次到息烽進行采訪創(chuàng)作、采風調研，歷經(jīng)一年完成書稿，書名為《煉獄》。他說，他是以“紅色三部曲”第四部的心態(tài)來創(chuàng)作的。

《煉獄》完整揭示了息烽集中營的真實面貌。作品還用影視的視角、戲劇手法，將息烽集中營架構為一個大的時空舞臺，以幸存共產(chǎn)黨人韓子棟的視角，還原息烽集中營的前世今生，并運用從北京、南京、貴州、重慶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新視角，串聯(lián)起楊虎城、黃顯聲、“小蘿卜頭”等烈士完整的生命軌跡，著重捕捉歷史的“微表情”。

“作品在《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所探討的命題‘忠誠與背叛’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忠誠和絕對忠誠’進行了探源。因為在我看來，息烽集中營里的共產(chǎn)黨人所受的折磨與苦難，是其他監(jiān)獄甚至戰(zhàn)場上都沒有的那種非皮肉和生命的考驗，它是對靈魂、信仰和人性最徹底的考驗，也就是我們說的‘軟刀子’考驗。這種考驗是敵人對共產(chǎn)黨人使出的慢性毒化方式，它考驗的是人的靈魂、心靈、信仰與意志。息烽集中營的革命者在‘軟刀子’考驗下，展示了斗爭的藝術和‘煉獄精神’?！疅挭z精神’不僅僅是革命黨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人類的精神境界。”何建明說。

何建明認為，以文學方式來講述黨史，可以讓原本已經(jīng)遙遠的歷史故事重新鮮活起來，更有利于黨員干部和青年群眾了解黨的革命歷史，理解黨的初心，理解什么是對黨忠誠。他力圖把息烽集中營這段革命故事、英雄事跡更好地挖掘好、展現(xiàn)好，成為修好共產(chǎn)黨人“心學”的強大力量。

記者手記

地方與作家的相互成全

行走四十年，歷經(jīng)七次生死、撰述作品六十余部。至今,何建明先生仍保持著強烈的“表達欲”和“現(xiàn)實關懷”。支撐他的動力是“雙重認同”：一是對家國的情感認同，得以始終站在社會的最前沿，感受時代發(fā)展的脈搏；二是對作家身份的價值認同，不認同“一方面漠視生活，對現(xiàn)實生活的了解很有限，一方面沉溺于過去與西方”的寫作。

“雙重認同”使得何建明雖多次遭遇生死磨難，但他猶如一名文壇戰(zhàn)士，是戰(zhàn)士便永遠在沖鋒的狀態(tài)。其四十多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開創(chuàng)了“國家敘述”“民生切入”和“地方書寫”相融匯的先河，為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進行了十分可貴和有益的實踐與探索，直接推動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與時俱進，具有中國報告文學的特色和當代色彩。在他看來，報告文學是一種用文學藝術形式記敘的新聞報告，它或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有直白的原生態(tài)式的記錄性，但無論何種形態(tài)，報告文學必須是文學的、現(xiàn)實的和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

何建明的“黔地六書”，從個人情感出發(fā)，是以文學的名義與貴州再次相逢；從文學價值出發(fā)，是用文學的方式對貴州貴陽進行新的發(fā)現(xiàn)與定義。兩者的共同點，是黔地對一名創(chuàng)作者的創(chuàng)作沖動。何建明在貴州行走多年，感受最深的是黔人介于“山民”與“山神”之間的品格：“黔山賦予了黔人大山一樣的骨骼，是具有生命感的‘山民’；黔地‘山民’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賦予荒山僻遠以生命，是具有自然力的‘山神’。”面對這樣的人，何建明說他感受到了“超越自我的活潑潑的生命力，人立于天地之間的磅礴精神之力”。

同時，何建明也認為貴州不缺題材，缺的是好的藝術實踐。究其原因，“一方面，本土作家沒能超出地域性；外界作家投入的感情不夠”。怎樣講好貴州故事，他提出了要點：用外界人的視角、全世界的視野審視貴州，找到獨特價值，用適用于貴州這片土地的文學手段進行表達。他自己有一個創(chuàng)作沖動：對貴州某一座山上某個少數(shù)民族，進行原生態(tài)書寫。

對很多作家而言，寫作是在“郵票”大小的地方，深挖一口井。期待作家與地方能夠實現(xiàn)相互成全。（貴陽日報融媒體記者 鄭文豐）